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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走过了一条经典的法国留学之路当时巴黎

作者:365竞猜 发布时间:2021-02-25 03:25 浏览次数:

  引言:1914年,“一战”爆发。19岁的徐悲鸿已经怀负了去法国追梦的念想。直到欧陆战事结束以后,他方才来到巴黎。在进步改革人士们的支持下,他在法国寻找发展自身绘画艺术的方法,也探索如何使中国美术走向现代,进而使整个中国社会走向现代。耕耘着未来的徐悲鸿,将求知的目光投向了过去,投向“大艺术”。为了深入研习,他在巴黎求教于学院派艺术的最后几位大师。从他们那里,徐悲鸿获得了对于美术工作及其历史的训导,也并不因为潮流画派和先锋艺术而分心。

  徐悲鸿是一位专注、实干且高效的艺术传承者,将一种传统引向另一种传统,从法国传到中国。正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院大家作品联展”首度将一位中国绘画大师的作品与他所热爱的法国艺术家们的作品加以并置比照。借此机缘,因地域和文化差别而各有专攻的专家学者们也能汇聚一处。徐悲鸿的经历让我们在今天追随他的这股冲劲,继续拉近古今中外的距离,探求艺术线;从朱利安画院到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徐悲鸿在法国所走过的是一条经典卓越的留学历程。他1919年抵达法国,而此时高美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刚散的一个特殊历史氛围。法国作为对抗德意志帝国的战胜国,整个社会在欢庆胜利的喜悦和对亡灵的痛楚追思这两种情绪间摇摆。法国有150余万人阵亡,是牺牲人数最多的战胜国。美院数以百计的学生在战火中丧生,桑园中 (la cour du Mûrier) 让•布歇 (Jean Boucher 1870-1940) 所作的法国士兵 (poilu) 雕像旁的纪念碑上镌刻着这些逝者的名字。

  吕西安·芳塔那洛扎《向巴黎美术学院授荣誉团勋章》,创作于1934年,若凡达丹韦尔奖获奖作品,画面中是徐悲鸿的母校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其中描绘了让•布歇所作的法国士兵雕像。

  从艺术层面来分析,美院是镇守传统的堡垒。继大卫 (Jacques-Louis David, 1748-1825) 之后,画家多米尼克•安格尔 (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 于19世纪中叶以学院派绘画的守护神形象出现。这种绘画传统以素描重于色彩为信条,认为历史题材绘画凌驾于一切其他类别。美院遵循严格的教规,以自然写生、石膏及人体模特的素描训练为教学基础。学生在美院所接受的学院教育,其关键所在,即是对于人体的描绘。这种教育旨在使未来的绘画大师们有能力描绘古典文学传统中的英雄事迹,而后者一直在被不断地重新演绎,并服务于第三共和国 (1870-1940) 的政治举措。

  徐悲鸿因通过了极为严格的入学考试而成为了美院精英中的一员。与同学们一样,他能够驾驭从素描到油画的所有技法;也曾在各大美术馆临摹过大师们的作品。徐悲鸿对法语的掌握令人刮目相看,他也因此能够跟随艺术史和解剖学等理论性课程的学习。

  美院是个大竞技场,几乎每周都会有接连不断的各种考试和比赛。各画室的教授将他们的学生推介入考场,期待他们能够取得好成绩。而获奖的学生则使得教授和整个画室的名誉得到提升。罗马大奖 (Le Prix de Rome) 作为美院最具权威的竞赛,代表了学院生涯的顶峰。第一名的获奖者可在政府授予的奖学金资助下,赴罗马法兰西学院 (l’Académie de France à Rome) 进行为期三年的留学,浸淫于古代及文艺复兴的杰作中。美第奇别墅留学之后,“罗马”学生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就有了保证,这尤其指的是那些来自国家的订单。

  作为外国学生,徐悲鸿无法参与竞争,因为这一奖项是专为法国学生所设立的。尽管未能参与其中,但他也亲身见证了这一出自美院各画室,乃至全法国的年轻天才们的竞技。每年春季,大奖赛的召开使得画廊和展室沸沸腾腾。

  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重返母校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并在桑园留影。 图片由徐悲鸿纪念馆授权

  如果说荣获罗马大奖的作品属于学生习作,那它们即是当时学院的最佳作品,堪称真正的杰作。这些作品在美院的半圆形荣誉大厅内展出 ,汇聚着所有的目光,而此后又会在沙龙展中亮相。年轻的徐悲鸿曾亲眼见识过大奖赛的筹备,仰慕过获奖作品的展出。我们也注意到他的法国老师们既有罗马大奖得主,也有竞赛中优秀的参与者。阿尔伯特·贝纳尔就曾于1874年获此殊荣,他也曾领导过罗马法兰西学院,并于1922年就任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

  历史题材依然是学院绘画的主旋律。它的创作灵感多是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以及圣经故事。而这种历史性、叙事性、道德性传统一直被延续到“二战”期间,尽管其主题的处理渐趋世俗化也更贴近现实。这种传统的根基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例如最家喻户晓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篇章,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编写而成的。而特洛伊战争和英雄阿喀琉斯的愤怒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描述。对于这一主题的画面处理使我们得以观察到自18世纪至20世纪初始,法国学院绘画中各种元素的一种持续、变化及发展走向。

  我们因此也注意到,自然主义的写实绘画问题(réalisme naturaliste)对于徐悲鸿的老师们这一代曾至关重要。的确,柯罗蒙,贝纳尔,达仰-布弗莱,及弗拉孟都曾是1870年间美院学生中的佼佼者。抛开他们的相异之处,这些艺术家都曾经在青年时期试图对学院体系进行革新。通过罗马大奖,我们能够观察到这批年轻艺术家是如何既在以严格尊重传统为主旨的竞赛中给出完美的答卷,同时又在其中体现出各种现代性元素,例如印象主义明亮的色彩,以及趋于自然主义表现的对于人物的写实主义处理。

  徐悲鸿借鉴了法国学院派绘画中,对历史和传说中情节的写实主义描绘。他以杰作《田横五百士》打破中国画的既往格局。然而,徐悲鸿依然忠于尊师重教、颂扬礼德的儒家传统。他与中国老师和画友们有着很亲近的关系。这种默契的师生关系因灵活与人性化,而与美院体制下学生通常受到的死板的学术桎梏并寻求解脱,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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